引子：25年之后，同一个名字
2026年5月27日，《福布斯》与TrueBridge Capital Partners联合发布第25届Midas List。榜首的名字是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71岁，Khosla Ventures创始人，Sun Microsystems联合创始人。这是他第19次上榜，也是自2001年首届榜单之后，第二次站上第一的位置。
25年间，他登顶的理由换了两次。
第一次，是因为他押中了那些支撑起早期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公司：Juniper、Cerent、Excite。《福布斯》当年的说法是，他因为“对早期互联网基础设施创业公司的前瞻性押注”位居榜首。
这一次，是因为2019年，他给一家当时还是非营利研究机构、没有清晰商业模式的实验室开出了一张5000万美元的支票。那家公司叫OpenAI。
《福布斯》在他的个人档案里写得明白：Khosla Ventures是第一家投资OpenAI的风投机构；截至2026年3月，OpenAI最新估值8520亿美元，此前完成了一笔1220亿美元的融资轮——私募融资的历史纪录。
这届榜单本身也换了一副面孔。SpaceX、OpenAI、Anthropic成了三大引擎，25位投资人靠这三个项目首次上榜，创下历年新高。红杉中国的沈南鹏（Niel Shen）位列全球第二，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国投资人，自2012年首次入选以来已连续15年上榜、4次排名第一。
而在所有这些新名字之上，是一个25年前就已经拿过第一的老人。
这不是一个“宝刀未老”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某种方法论终于被证明的故事——只不过，证明它花了二十多年，中间还伴随着一次几乎让这家机构信誉破产的失败。
一张写着“道歉”的支票
故事要从马斯克的一次反悔说起。
据《财富》2026年3月的长文报道，马斯克曾承诺向OpenAI投资10亿美元，但最终没有兑现。报道的原话是：他insisting on control and effectively holding Altman and his team “hostage”（坚持要控制权，实际上是把Altman和他的团队扣为了“人质”）。
Khosla后来对这件事的评价只有一句：“it seems like he wanted it like a private fiefdom with him in charge.”（看起来，他想把它当成由他掌管的私人领地。）
于是Altman去找white knight（白衣骑士）。Khosla就是那个人。
交易条款是：5000万美元，投前估值10亿美元——投向一家当时还是非营利机构、没有任何清晰商业模式的AI实验室。
这张支票在Khosla个人生涯里的分量，得从两个“唯一”来看。
第一，这是他40年投资生涯中开出的最大一笔初始支票，金额是此前最大一笔的两倍。
第二，这是Khosla Ventures历史上唯一一次，他给LP写了一封道歉信。信里说，他知道这笔交易看起来有多foolhardy（鲁莽），但他还是要这么干——原话是“doing it anyway”。
他在Masters of Scale上的复述更直白：
“I didn’t ask for permission. I was just informing them. I knew it looked ridiculous and many people told me it looked ridiculous.”
我没有请求批准，我只是通知他们。我知道这看起来很荒唐，很多人也都告诉我这看起来很荒唐。
这句话值得任何一个做早期投资的人反复读。它不是“我看好所以投了”，而是“我知道它荒唐，我照样投”。这两者的区别，是判断力与勇气之间的区别——前者可以靠分析获得，后者只能靠对失败后果的承受力获得。
他凭什么敢？
《财富》的报道给出了两条理由，都超出了纯粹的商业计算。
一条是战略缺口。他看到Google和百度在AI上一路领跑，不希望中国的AI努力主导西方。另一条是意识形态：在他自己的叙述里，押注OpenAI既是对AI大趋势的一次下注，也是一次地缘政治对冲。报道里补了一句：这还需要a strong stomach——一个足够强的胃。
按《财富》的报道，那5000万美元换来了OpenAI约5%的股份。
需要说清楚的是：OpenAI从未公开过完整的股权表，市面上所有关于持股比例的数字都是推算，彼此差异很大（不同的口径从不到1%到约5%不等）。而市场普遍引用的“超过426亿美元”，其算法是按2026年3月8520亿美元的估值乘以2019年那笔投资对应的约5%股权——这是一个未考虑后续多轮稀释的理论上限。真实的数字大概率低于它，但即便打个对折，这也依然是风险投资史上单笔回报最惊人的交易之一。
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个数字。重要的是这张支票开出时的处境：一家非营利实验室，一个刚被最大金主放鸽子的创始人团队，一个连自己要做什么产品都还不清楚的组织。
在那种处境下写支票的人，遵循的不是估值模型。
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
浦那、斯坦福，与一个“反叛者”的形成
1955年1月28日，Vinod Khosla出生于印度。他的父亲是印度陆军军官，驻扎在新德里。
他的父亲在三周大时成为孤儿，长大后成了一名“非常保守”的职业军官。1999年《华尔街日报》那篇写他的长报道里，留了一句很关键的观察：
“Mr. Khosla suspects he cherishes risk as a reaction to his father, who was orphaned at three weeks and grew up to be a ‘very conservative’ career military officer.”
科斯拉先生怀疑，自己之所以嗜好风险，是对父亲的一种反作用力——他的父亲在三周大时成为孤儿，长大后成了一名“非常保守”的职业军官。
这是理解他整个职业生涯的一把钥匙。他的风险偏好不是算出来的，是长出来的。
他在Bloomberg Studio 1.0的访谈中回忆了自己的起点：在印度军营长大，身边没有任何人对商业或技术感兴趣。他15岁那年读到了Intel创立的故事——一位匈牙利移民来到美国创办公司的故事——“the technology sounded very cool. I fell in love with that idea.”（那项技术听起来非常酷。我爱上了那个想法。）从那时起，他就知道自己要创办一家科技公司。
他还说了一句极具他风格的话：“technology is my religion”（技术就是我的宗教）。12岁时他就认定，如果宗教的目的是为社会做最大的善事，那技术就是实现这个目标最强大的工具。
他的履历是一串“还没准备好就开始”的节奏。
1971年入读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IIT Delhi）电气工程，1976年毕业。在校期间，他创办了学校第一个计算机俱乐部；学校罢工期间，他一个人在运营计算机中心。
大约20岁那年（1975年前后），他尝试创办过一家豆奶公司——想为没有冰箱的印度人提供蛋白质。失败了。
之后去卡内基梅隆大学读生物医学工程硕士，拿的是全额奖学金。然后申请斯坦福商学院，被拒了两次。他后来的处理方式是：先入读卡内基梅隆的MBA项目，再想办法说服招生办转入斯坦福。1980年，他拿到了斯坦福的MBA。
毕业后他拒绝了手里的工作机会，选择创业。先是在Daisy Systems写了商业计划书，成为第一位全职创始人，并兼任CFO。1981年，他和斯坦福的同学创办了Data Dump，也失败了。
在Bloomberg访谈中，他提到了Data Dump的失败，语气里没有遗憾：“no one remembers your failure. Even though the probability of success was low. That is what is great about entrepreneurship. Failure does not matter. One‘s willingness to fail gives one the ability to succeed.”（没有人记得你的失败。即使成功的概率很低。这就是创业精神的伟大之处。失败不重要。一个人愿意失败，才给了他成功的能力。）
然后是1982年，Sun Microsystems。
四位联合创始人的分工，是硅谷史上最经典的一次拼图：Andy Bechtolsheim是斯坦福的博士生，拿出了他在斯坦福做的计算机设计（Sun-1工作站的原型）；Bill Joy是伯克利的研究生，带来了BSD UNIX；Scott McNealy是Khosla的斯坦福MBA同学，负责运营和制造；Khosla自己负责商业化、融资和招人。
SUN这四个字母，来自Stanford University Network（斯坦福大学网络）的首字母缩写。启动资金是30万美元，来自Kleiner Perkins——那家他四年后会加入的机构。
一个常被搞错的细节：Khosla在Sun的职位是首任董事长兼CEO，不是CTO。任职时间是1982到1984年。1984年他退出管理层，由Scott McNealy接任，那一年他30岁。Sun在五年内做到了10亿美元年销售额，并且创造了NFS和Java。他还在那几年里招进了Eric Schmidt和Carol Bartz。
Bloomberg访谈中还保留了一个Sun时期的细节。Khosla说他在Daisy Systems赚到的钱“more than I ever needed in my life”，于是他想的是：接下来该做什么？他选择了加入自己最早的投资者，去学习如何帮助别人创业。这就是他从创业者转型投资人的起点。
KPCB十二年：把“孵化”做成一门手艺
1986年，Khosla以普通合伙人身份加入Kleiner Perkins。接下来的十几年，他做的事用今天的话说叫“孵化”（incubation）——不是等着创业者来敲门，而是自己先想清楚一个技术方向，再去找能做这件事的人，然后每周和他们一起把想法打磨出来。
Juniper Networks是最好的例子。
1995年，Xerox PARC的科学家Pradeep Sindhu经Andy Bechtolsheim介绍认识了Khosla。当时互联网流量正在爆炸，Sindhu在研究如何减少数据包路由所需的内存。KPCB投了约300万美元。这笔投资最终为KPCB带来了约2500倍的回报——KPCB官网和CB Insights均确认了这一数字——并被《华尔街日报》称为“以绝对金额计，美国公司史上最赚钱的创业投资之一”。
CB Insights的档案里有一段值得单独拎出来的记录：1996年，Juniper是唯一一家积极推动TCP/IP作为互联网路由标准的公司，当时整个行业还在IP和ATM之间摇摆。Khosla对这个协议的信念，“helped set the protocol architecture on which the modern internet runs”（帮助确立了现代互联网运行的协议架构）。
这意味着Khosla在Juniper上下的注，不只是一笔财务投资，而是对整个互联网底层协议走向的方向性押注。
Cerent更像一次纯粹的“先有想法，再有人”。
1996年，Khosla孵化了这家光网络公司。KPCB投了约800万美元，拿到约30%的股份。1999年8月，Cisco收购了Cerent。CB Insights的档案给出的收购价是78亿美元。KPCB那30%的股份价值约20亿美元——CB Insights的数据显示约20亿，斯坦福档案中当年的报道则记录为“suddenly valued at $2 billion”。
那家公司在被收购时，年营收不到5000万美元。它做的事，简单说是一个微波炉大小的盒子，每秒可以把400万个电话从铜线搬到光纤上。
Siara是同一个剧本的第三次上演，Khosla在第一年亲自担任CEO，后来卖给了Redback。
Excite则是另一个类型的故事，讲的是他怎么对创始人施加影响。
1994年，他遇到六个二十多岁做搜索数据库的年轻人。他的判断是：你们方向错了，可以想得更大。他建议他们把搜索引擎搬到互联网上。1999年，这家公司被@Home Network收购。CB Insights的档案确认Khosla在这家公司投入了约300万美元，最终被@Home以约67亿美元收购。这是他人生的第一笔这个量级的交易。
1999年11月，John Doerr说了那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Khosla为Kleiner赚了100亿美元的利润。同年8月，Red Herring的封面故事标题是：“Vinod Khosla可能是地球上最好的风险投资人”。
十二年，Juniper、Cerent、Siara、Excite——这一串名字构成的东西，不是运气。是一种可以被复述的方法：先选技术方向，再找人，重仓，深度介入，然后等一个足够大的市场自己出现。
2001年，首届Midas List，他排第一。
也就是在那之后不久，他走了。
2004：先用自己钱开的基金
2004年，Khosla离开KPCB，创办Khosla Ventures。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KV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基金，全部由Khosla自己的钱出资，不向任何机构LP开放。直到2009年，他才第一次接受外部LP的钱。
这个顺序很关键。它意味着在他把自己的方法论从“替别人管钱”改成“用自己的钱做实验”的头五年里，他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
他当时押的方向是能源。他的原话是：
“we need 1,000% change if billions of people in China and India are to enjoy a Western, energy-rich lifestyle.”
（如果要让中国和印度的数十亿人过上西方式的高能耗生活，我们需要1000%的改变。）
据公开的LP披露文件，KV目前管理规模约160亿美元，60多名员工，采用Seed / Venture / Opportunity三层结构。基金序列大致是这样走的：2023年KV VIII募了约30亿美元；2025年2月《华尔街日报》报道其新一期目标35亿美元，其中约11亿为成长期基金、6.5亿为种子基金；2026年7月，据彭博社报道，KV正在洽谈募集约55亿美元的新基金，其中约10亿用于种子轮、20亿用于早期投资、25亿用于机会型后期投资——几乎是2025年目标的近两倍，也是该机构20年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募资。
团队方面，创始合伙人除Khosla外还有Samir Kaul、David Weiden；Keith Rabois于2024年回归出任Managing Director。
清洁能源1.0：提前了十年的代价
这一节必须写，因为它是这家机构最贵的一课。
2006年前后，Khosla把KV的主要弹药压在了清洁能源和生物燃料上。行业背景是：据Breakthrough Energy与Cipher的统计，2006年起VC向清洁能源投入超过250亿美元，五年内损失过半。CBS《60分钟》2014年做过一期节目，名字就叫《The Cleantech Crash》。
KV的失败名单可以开出很长一串，其中几个可查证的：
KiOR，生物燃料公司，估值一度超过15亿美元，2014年破产。Khosla自己曾坦承：“Three years ago, I would have said that there was a 90% chance of KiOR failing.”（三年前，我会说KiOR有90%的概率会失败。）他仍然投了。
Katerra，模块化建筑公司。KV参与了2017年4月的1.3亿美元C轮。公司累计融资超过16亿美元，估值峰值一度超过30亿美元，2021年6月申请破产保护。
Jawbone，估值峰值32亿美元（2014年），2017年进入清算。CB Insights把它列为VC支持的初创公司史上第二大失败。
但真正有说服力的证据不是单个项目，而是公共LP披露的基金业绩本身。
据Seedtable汇总的公共LP数据（截至2025年9月30日）：Khosla Ventures Seed, L.P.（2009年份）净IRR约1%，DPI只有0.21倍——投进去1美元只收回0.21美元，评级落在同年份基金的垫底四分之一。Khosla Ventures III, L.P.（2009年份）净IRR约10%，DPI 1.81倍，低于中位数。
也就是说，在他投出OpenAI的十年前，他管理的基金在LP的账本上是“垫底”的。
他的回应不是道歉，是重新定义失败。
在TED的演讲里他说：
“Clean Tech 1.0 didn‘t fail at all—it just took longer than people thought.”
清洁技术1.0根本没有失败——只是花了比人们想象更长的时间。
2014年他在博客里写道：
“we must continue to try and sometimes fail, but the consequence for not trying is guaranteed failure. We will keep accepting intelligent and selective failure.”
我们必须继续尝试、有时失败，但不去尝试的后果是必然的失败。我们会继续接受“聪明的、有选择的失败”。
外界的评价没这么宽容。
Fortune 2015年那篇报道里，清洁能源投资人Paul O’Connor留下了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话：
“Vinod is a very visionary man. Maybe too visionary.”
Vinod是个非常有远见的人。也许太有远见了。
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数据，出现在转型之后：KV V（2014年份）净IRR 19.9%，TVPI 3.37倍，DPI 1.98倍；KV Seed B（2012年份）净IRR 18.0%。2012年之后的基金，表现远远好于2009年的清洁能源世代。
结论其实很清楚：他不是判断错了方向，他是判断对了方向但提前了十年。对一只基金来说，这两者的财务后果完全一样。
方法论：为什么他专挑看起来会失败的题
KV官网有一页叫《What We Work On》，几乎每一句都可以直接拿来做投资标准：
“We prefer technology risk to market risk, and we prefer to remove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risks up front.”
我们宁愿承担技术风险，也不愿承担市场风险；而且我们倾向于在前期就把技术风险和商业风险清除掉。
这句话是他全部方法论的地基。
大多数投资人怕的是“这东西做不出来”。Khosla怕的是“这东西做出来了，但没人要”。前者可以被工程验证，后者几乎无法被提前证伪。所以他的做法是：在进场之前，先用尽可能小的代价把技术风险清掉。
“It is more advantageous to all parties to fail in six months on $75,000 than in six years and $75M.”
对各方都更有利的做法是：用6个月、7.5万美元失败，而不是用6年、7500万美元失败。
“Not all hard things are valuable, but most valuable things are hard.”
并非所有困难的事都有价值，但大多数有价值的事都是困难的。
“We shun the smaller bet for the bigger bet.”
我们回避小注，选择大注。
“We are not looking for good ROI; we are looking to build companies. In our view, ROI follows company building.”
我们要找的不是好的回报率，而是建公司。在我们看来，回报是跟着公司建设而来的。
“Fundamentally, we are looking for ‘black swan’ ideas or a significantly better mousetrap.”
从根本上说，我们在找“黑天鹅”式的想法，或者一个显著更好的捕鼠器。
官网还直接列了不投的清单：成长期资本、项目融资、房地产、小生意、细分利基市场、上市公司，以及“me too”式的抄袭计划书。
关于风险偏好的数学，他在Moonfare的Deal Talk第5期里讲得最完整：
“I don‘t mind failing, but when we succeed it has to be worth it.”
我不介意失败，但当我们成功时，它必须足够值。
“most people in business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failure to the point where the consequences of success are, in my view, inconsequential.”
商界大多数人把失败概率压得太低，以至于在我看来，成功的后果变得无关紧要。
“Venture capital is interesting because you can only lose one-time your money… If you can make 50-times your money and only lose one time, that’s a pretty good deal.”
风险投资的妙处在于你最多只能亏掉一倍的钱……如果你能赚50倍而只亏一次，那是相当划算的买卖。
“We don‘t do ten 20-million-dollar investments. We do ten one-million-dollar investments. This way we learn about new areas.”
我们不做十笔2000万美元的投资，我们做十笔100万美元的投资。这样我们才能学习新领域。
这就是他真正的组合逻辑：在早期用极小的支票买“学习权”和“期权”，然后在赢家上下重注。
创始合伙人Samir Kaul在20VC播客里给这种打法起了个名字：“option value investing”（期权价值投资）——用100万或200万美元下注，只因为有一个判断：这可能是一个十亿美元级的机会。Kaul主导的Impossible Foods首笔投资（2011年）是这套逻辑的样板：在主流VC还把植物肉当笑话的时候进场。
还有一条贯穿他整个生涯的“反专家”姿态。在Masters of Scale上他说：
“Experts extrapolate the past. Entrepreneurs create the world they imagine.”
专家外推过去。创业者创造他们想象中的世界。
以及2013年在TechCrunch上那句至今仍在得罪同行的判断：
“Maybe some percentage that’s substantially larger than 95 percent of VCs add zero value. I would bet that 70-80 percent add negative value to a startup in their advising.”
远超95%的风投创造的价值是零。我敢打赌，70%到80%在给创业公司提建议这件事上是负价值的。
KV官网的自我介绍只有一句：“We create categories before they are named.”（我们在品类被命名之前就创造它。）他在Moonfare的访谈里说，每隔两三年，KV就会开始投向别人不去的地方——“我们发明一个传统上从未向风投开放的品类。”
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
AI时代：从“副驾”到“工人”
2019年那张支票之后，KV没有停。
近年的公开布局里，AI编程公司Cognition是代表作之一。KV在2024年以20亿美元估值首次投资Cognition，如今该公司的估值已经涨了约24倍。2026年4月，KV又领投了竞争对手Factory的1.5亿美元C轮，估值约15亿美元。有意思的是，Khosla后来公开在Cognition和Factory的争端中站队Cognition，尽管KV同时投资了两家公司——这一行为在硅谷引发了争议，但也从侧面反映了他对自己判断的自信。
与此同时，KV仍在坚持一些周期更长的题：核聚变（Commonwealth Fusion Systems）、固态电池（QuantumScape）、水泥脱碳（Fortera）。
他对AI的判断，有两条比大多数人激进。
第一条关于产品形态。在Masters of Scale上他说：
“We don‘t do co-pilots as an end goal. We do workers.”
我们不把“副驾”当终极目标，我们认为是“工人”。
这句话几乎否决了2023到2024年最流行的AI产品范式。“co-pilots副驾”意味着人还在驾驶座上，AI只是辅助；“工人”意味着AI独立完成工作。当所有人都在做Copilot的时候，他说那不是终点。
第二条关于怎么度量泡沫。2026年1月，在OpenAI的官方播客第12期里，他给了一个反常识的指标：
“bubbles should be measured by the number of API calls.”
泡沫应该用API调用量来衡量。
他的意思是：判断AI有没有泡沫，别看估值，看真实调用量——那是唯一造不了假的指标。
在KV 2024年发布的文章《AI: Dystopia or Utopia?》里，他还给了一个长期预测：“over the next 25 years, AI can perform 80% of the work in 80% of all jobs”（未来25年，AI能完成80%岗位中80%的工作）。在后来接受Fortune采访时，他把这个预测说得更具体、也更震撼：AI将胜任80%的工作岗位，涵盖从内科医生、放射科医生到会计师和销售员等各个领域，劳动力成本将降至零。未来十年内将有约10亿台双足机器人投入使用，推动社会进入通货紧缩型经济。他甚至说，今天5岁的孩子长大后可能永远不需要为生存而工作。
他也公开表达过与同行的立场差异。2024年3月，他和a16z的Marc Andreessen就AGI是否应该开源在X上公开辩论：Khosla主张闭源，出于对国家安全的顾虑；Andreessen则指责Khosla是在“lobbying to ban open-source”（游说禁止开源）。这场辩论被WSJ报道为“War of tweets between venture capitalists”。
资本层面的动作更直白。2026年7月，据彭博社报道，KV正在洽谈募集约55亿美元的新基金，主打早期AI，是2025年2月35亿美元目标的近两倍，也远高于2023年的约30亿美元。在一级市场整体募资收紧的年份，这是一个相当反周期的信号。
榜单之外，他在证明什么
Midas List衡量的是退出，不是判断。它只记录那些已经兑现的东西。
而Khosla的故事里最有意思的部分，恰恰是那些还没兑现、或者曾经失败过的部分。
把他的四十年串起来看，你会发现一件事：他的每一次重大成功，都来自同一个动作——在“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之间，坚定地选择前者。
Juniper时期，行业主流押注ATM，他押TCP/IP路由器。
Cerent时期，行业主流走电信巨头的路线，他押一个营收不到5000万美元的盒子。
2011年，所有人都在笑话植物肉，他投了Impossible Foods。
2019年，一家非营利实验室被最大的金主放鸽子，他开出了40年来最大的一张支票。
这四件事有一个共同结构：它们在当时都“看起来很荒唐”，但它们的荒唐之处全部落在技术上，而不是市场上。光纤能不能替代铜线、路由器能不能跑TCP/IP、植物蛋白能不能做出肉的口感、一个非营利实验室能不能做出AGI——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几年内被工程验证。
而市场风险——“做出来之后有没有人要”——恰恰是他最不愿意承担的，因为那不受他控制。
所以“技术风险vs市场风险”这句话，表面上是投资偏好，实质上是控制权的分配：他只接受自己能通过工程手段清除的风险。
这套方法论有三个可以借鉴的推论。
第一，把失败的成本前置。能用7.5万美元在6个月内证伪的事，不要花7500万美元和6年去证伪。
第二，追求凸性而不是胜率。“我最多亏一倍，赚的时候要赚50倍”——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你要优化的是收益分布的形状，不是命中率。
第三，警惕“成功的后果无关紧要”。如果你把失败概率压到接近于零，你同时也把成功的量级压到了接近于零。
这套方法论也有它的代价，而且代价非常具体：2009年份的KV种子基金，净IRR约1%，DPI 0.21倍，在同年份基金里垫底。那些LP是真的亏了钱。对一家机构来说，“只是提前了十年”和“判断错了”，在LP的账本上没有任何区别。
Khosla能扛住这个代价，有一个很少被提及的结构性原因：他的前两期基金全部是自己的钱。
这个顺序意味着，在他的方法论最不成熟、最需要被证伪的头五年里，他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等到2009年他第一次接受外部LP的钱时，他已经用五年时间把“怎么投科学实验”这件事练了一遍。
这是今天的投资人几乎无法复制的条件，也是理解他时必须摆在桌面上的事实：他的成功里，有一部分是方法论，有一部分是不对等的风险承受结构。
最后回到榜单。
2001年，他因为押注互联网基础设施拿了第一。2026年，他因为押注AI拿了第一。中间隔着25年，隔着一次几乎毁掉他信誉的清洁能源豪赌。
一个71岁的人在第19次上榜时重新回到榜首，这件事说明的不是他“宝刀未老”，而是他从来没变过——他一直在找那些别人不去、看起来会失败、但技术上可以被验证的地方。
当年他给LP写那封道歉信时说，他知道这笔交易看起来很荒唐。
荒唐的判断和错误的判断，是两种东西。区别它们的唯一方法，是先做出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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